中国电影音乐的发端，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12月3日联华公司出品的影片《野草闲花》上映(摄于1929年)，该片以蜡盘配音的方法配制了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孙瑜词，孙成壁曲，金焰、阮玲玉演唱)，从此，音乐和中国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七十多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人们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电影音乐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成为电影视听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音效和语言一道，在电影的听觉表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步入21世纪的中国电影，如今已走过近三个年头，在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好莱坞大片霸权主义扩张的冲击下，电影艺术家清醒地意识到振兴民族电影工业的责任与使命，他们凭借对电影的满腔热忱，从个性鲜明的独特视角出发，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电影技术手段，以风格多样的蒙太奇手法与富于民族特色的叙事语言，让中国电影屹立于世界电影之林，这其中同样包括每一位精益求精的导演和作曲家对电影音乐的完美追求。他们让中国电影音乐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热土，汲取民族音乐的精华，吸收国外多种作曲技法，抒发朴素的爱国热情，赞美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讴歌普通人的平凡生活……特别是一批音乐院校毕业的专业作曲家，作为当前中国电影音乐创作群体的主流，活跃在电影音乐的舞台，他们以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中西合璧的创作手法，与众多非“科班”出身的作曲家一道，借助高科技的数字化音乐制作手段，用生动而细腻的笔饱蘸风格各异的音乐色彩，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电影音乐作品，在世界电影乐坛打造中国电影音乐品牌。

　　　　因此，中国电影音乐的现状可以用四个特点概括：创作群体专业化、创作风格多元化、制作手段数字化和对外交流国际化。

　　　　创作群体专业化
　　
　　　　早期的电影音乐创作，由于受经济和技术条件的限制，除了由电影音乐工作者配写主题歌及少量插曲外，大部分电影音乐都是引用现成的音乐作品或由民谣、小调改编、填词而成，旋律简洁，篇幅短小，形式单一；1935年，故事片《都市风光》由作曲家赵元任、黄自、贺绿汀共同作曲，成为我国第一部作曲影片，揭开了“创作型”电影音乐的序幕。建国后，专业的电影作曲队伍和电影乐团成立，加速了音乐由编配为主向创作为主演变的进程，作曲家在深入生活，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的同时，重视借鉴苏联电影音乐创作经验，使电影音乐在民族化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电影技术的不断进步，一批在创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并非专业音乐院校出身的音乐工作者成为电影音乐创作的主力军，任光、章彦、王云阶、陈歌辛、李伟才、雷振邦等一批作曲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电影音乐作品。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在电影中的地位和观众欣赏品位的不断提高，使电影音乐创作者的重要性日益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专业作曲家加入到电影音乐的创作队伍中来，形成目前中国电影音乐独特的“学院派”现象：

　　　　赵季平，1970年6月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被誉为“中国第五代音像的执旗人”、“具有中国民族精神和西部特色的作曲家”。代表作杨亚洲的《美丽的大脚》，冯小刚的《一声叹息》，孙周的《心香》、《漂亮妈妈》，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以及陈凯歌的《黄土地》、《大阅兵》、《霸王别姬》、《荆轲刺秦》、《风月》等，多次荣获国内外电影音乐大奖；

　　　　三宝，1991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为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嘎达梅林》、《天上草原》等谱写音乐；2002年以《天上草原》获第2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

　　　　谭盾，198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获硕士学位，同年获奖学金赴美深造，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为影片《喋血黑谷》、《卧虎藏龙》、《英雄》谱写电影音乐，并于2001年以《卧虎藏龙》荣获第73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

　　　　叶小纲，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为著名音乐家叶纯之(著名作曲家，曾在香港邵氏、凤凰等多家电影公司任作曲，为《翠翠》等一百多部电影配乐。80年代为李翰祥《垂帘听政》配乐，在中国电影音乐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之子，创作多部电影音乐，其中包括《湘女萧萧》、《洗澡》、《刮痧》、《人约黄昏》、《惊涛骇浪》等；

　　　　瞿小松，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为影片《青春祭》(与刘索拉合作)、《大阅兵》、《盗马贼》、《边走边唱》、《野人》等谱写配乐；

　　　　郭文景，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为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棋王》、《红粉》、《南行记》、《死水微澜》配乐；

　　　　……
　　　　“学院派”作曲家大多在“纯音乐”创作领域成绩斐然，涉足电影使他们找到了音乐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他们都接受过系统而严格的专业训练，凭借扎实的音乐功底、良好的音乐修养和严谨的作曲技巧为电影谱写配乐，并多方面、深层次挖掘音乐表现的潜在魅力与其他可能性，在主题构思、和声配置、曲式规模、配器手法等方面不断创新，同时根据影片需要灵活驾驭并综合运用古典、流行与民族等不同音乐风格，努力探索全新的电影音乐语言，追求耳目一新的视听效果。特别是谭盾、瞿小松、郭文景等一批在国外工作、生活多年，深受西方音乐和文化熏染的作曲家，在创作中敢于大胆尝试，在继承和弘扬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同时，吸收和借鉴20世纪西方先进的作曲技法，将二者融汇贯通并寻求新的突破，形成鲜明而独特的中国电影音乐特色。

　　　　除此以外，一些作为后起之秀的年轻作曲家也开始在中国电影乐坛崭露头角：为陈凯歌导演的《和你在一起》配乐的赵麟(199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为俞钟导演的《我的兄弟姐妹》配乐的峦树(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黑豹”乐队主唱)等作曲家的加入，使得“学院派”创作群体呈现出老、中、青三结合的局面。与前辈相比，年轻作曲家在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上更为大胆和超前。这无疑为中国电影音乐的繁荣和发展积蓄了后备力量。

　　　　创作风格多元化
　　　　
　　　　21世纪的中国电影音乐，呈现出古典、民族、流行等风格并存的多元化局面。作曲家已不再单纯满足于把音乐作为电影的附属品去填补语言与音效的空白，而是根据影片的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人物、情节，打破传统规则的创作模式，采用不同风格的音乐语言，或引经据典，或洋为中用，或中西合璧，恰到好处地突出影片风格，参与揭示影片主题。同时，音乐还能够紧扣时代脉搏，充满个性化色彩和生活气息。

　　　　特别是在制作、出版、发行渠道逐步完善和健全的今天，电影音乐专辑先于影片发行完全成为可能。多元化的电影音乐满足了不同影片风格以及不同文化层次观众的需求，很多人因为看过电影而记住了电影音乐；还有一些观众则是因为听过了电影音乐而走进电影院去观赏影片。

　　　　古典音乐风格对于古典音乐的界定，始终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我们一般理解为由西方音乐史囊括的著名作曲家创作的现成作品，或沿用欧洲传统作曲技法创作的现代音乐。早在默片时代，大量的古典音乐就被用来在影片放映现场掩盖放映机的噪声和烘托现场气氛。进入“有声片”时期以后，原创音乐逐渐成为主流，但仍有一些导演和作曲家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古典音乐，并使其与剧情有机融合，为电影增色。

　　　　陈凯歌导演的《和你在一起》，几次引用了柴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首与勃拉姆斯、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及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四大著名小提琴协奏曲”的作品，在片中成为一种象征：琴童小春只有达到这首作品的程度才能证明学有所成。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这部电影的音乐太出色了，不管是原创音乐，还是片中主人公演奏的巴赫、柴柯夫斯基等大师的作品，都很具艺术震撼力，对烘托人物、情节和强化主题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千龙新闻网，安永峰，2002.9.16)

　　　　此外，谭盾为电影《卧虎藏龙》谱写的配乐之一《永恒的誓言》获第44届格莱美“最佳古典音乐”提名。以我们的理解，这部作品无论如何都应该属于“新音乐”而非古典范畴。谭盾的解释也许更能说明其含义： “在西方，我的音乐是古典音乐，古典音乐的概念是永远在持续的概念，就像中国的文学，是一个从古到今持续不断的概念。” (雅虎电影网影视快报，2002.11.25)

　　　　由此看来，中国电影的古典音乐风格是很宽泛的，既包括引用经典音乐作品的影片，同时也包括像《惊涛骇浪》、《刮痧》、《谁说我不在乎》、《冲出亚马逊》等制作手段可能很现代，而风格与作曲技法却很传统的影片。

　　　　民族音乐风格从最初的民谣小调到后来的民歌改编曲，直至具有民族特色的原创作品，民族音乐始终是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流传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用不同语言演唱、不同乐器演奏的古曲、民歌、民谣等音乐素材一直都是作曲家为影片配乐时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电影音乐吸引世界观众的重要因素。中国作曲家苏聪、谭盾分别以《末代皇帝》和《卧虎藏龙》荣获奥斯卡音乐大奖，不能否认，是风格独特、与众不同的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深深打动了评委与观众。

　　　　别林斯基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积淀孕育的音乐博大精深，有自己的“根”和“魂”，当代电影音乐家中的有识之士，继承、弘扬并发展了历史悠久的音乐文化，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和声、配器等手段打破了民族音乐原有的单旋律线的局限，使其拥有了20世纪的音乐语言。于是，我们看到了以一曲荡气回肠的古曲《满江红》作为结束，昭示着民族工业不辱使命的《首席执行官》；苍茫古朴、充满西部风情的《美丽的大脚》；还有诙谐幽默却让人沉思的农村题材影片《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

　　　　影片《嘎达梅林》是导演冯小宁2002年推出的影片，影片讲述了蒙古民族英雄嘎达梅林为了阻止奉系军阀勾结达尔汉王强行开垦草原率众起义，最终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英勇献身的故事。作曲家三宝为影片谱写了长达110分钟的音乐，主题来自脍炙人口的蒙古族短调民歌《嘎达梅林》：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族人民的土地。”

　　　　三宝的母亲辛沪光早年就曾根据这首民歌创作了同名交响诗。三宝在片中大量运用蒙古族民问音乐——长调、短调、盅碗舞乐、安代舞乐等素材，并让蒙古族传统乐器马头琴在蒙族老人手中时而婉转，时而低回，时而激昂地叙述着身边发生的一切。与此同时，腾格尔苍凉而深情的演唱，交响乐队气势磅礴的演奏，无不让人感受到英雄的伟大与民族力量的不可战胜。

　　　　流行音乐风格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流行音乐(或称“通俗音乐”)，在目前中国电影音乐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流行音乐的歌词通俗易懂，旋律朗朗上口，情感的表达简洁明了，直抒胸臆。加之流行乐队、著名歌星的加盟，常常能够引起观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共鸣。电影中的流行音乐风格多用于表现都市题材或普通人生活的影片，如《我爱你》、《开往春天的地铁》、《昨天》等。

　　　　作曲家叶小纲为冯小刚导演的影片《大腕》谱写的配乐，充满了现代感和时代气息，凌乱的音乐背景中，王菲介于“念白”和“哼唱”之间的另类演唱似乎有一种调侃的味道，与影片讽刺喜剧的风格不谋而合。

　　　　陆川在酒吧里无意发现的“非”乐队，由四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为《寻枪》创作的音乐节奏紧张，旋律抽象，与快速闪回、切换的镜头语言形成一致，让人感受到躁动与不安，很好地刻画了主人公惊恐、矛盾、无奈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历经周折的“寻枪”主题。默默无闻的“非”乐队也因此而一举成名。

　　　　不同音乐风格的综合运用 由于受新技术应用以及对外交流与合作日益国际化的影响，目前中国电影音乐的风格并不是绝对单一的。一些作曲家别出心裁，博采众长，尝试将古典、民族、流行等多种音乐风格巧妙地融为一体，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谭盾为影片《英雄》创作的音乐，堪称东西方文化结合的经典之作。影片音乐粗犷、豪迈而不失细腻、柔情，作曲家涉及了从未涉及的东北音乐二人转，并将其与内蒙草原、戈壁沙漠风格的音乐综合起来，与加入男低音合唱的交响乐队相呼应。为了寻求最佳效果，谭盾请来了世界级小提琴大师、曾为影片《辛德勒的名单》操弦演奏的伊扎克·帕尔曼和来自日本佐渡岛“鼓村”的日本鼓童，并大胆启用贵州侗族少女担任女高音演唱；为了再现古书记载、现已失传的“古琴弦子”的声音，谭盾又把自己当年在美国街头拉过的小提琴换上二胡的丝弦，终于找到介乎二胡、马头琴、弦子之间的“琴弦子”的独特音色。片中还多次运用民族乐器古琴，并让帕尔曼的小提琴与古琴合作，获得了意外成功。在音乐《飘，胡杨林》中，谭盾选用了“帕尔曼的小提琴+鼓童+女高音”的新颖手法来表现两位女主人公在情欲、妒忌与民族情感之间的纠葛，音乐带有叙述性，女高音的演唱如泣如诉，达到了导演张艺谋和作曲谭盾所要求的“介于摇篮曲与说唱乐、流行乐与古典乐之间”的状态。

　　　　制作手段数字化
　　　　
　　　　20世纪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新技术革命，进入7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让通信、网络、广播电视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9年6月，电影获得了数字新生：《星球大战一幽灵的威胁》在美国首次进行数字化商业放映，标志着电影从此迈入了数字时代。在我国，一批敏感而时尚的导演在他们的电影《紧急迫降》、《冲天飞豹》、《横空出世》、《大战宁沪杭》等片的特技镜头中采用数字技术加强视听效果，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同样，在数字化进程的影响下，我国电影音乐的制作手段也有了根本的改变。

　　　　以往作曲家的创作大都依靠脑子想、嘴里唱、手上弹、谱上记的办法，一部电影音乐作品从构思到最终配置完成，全部人工操作，有专人录音，专人演奏，专人合成，制作过程复杂，制作周期较长。作曲家的个人技术，参与演奏者对作品的理解以及演奏水平的高低，甚至录音时乐器的好坏都成为制约作品优劣的因素。

　　　　而今，我国电影音乐的制作大多采用数字技术与电脑合成的方式。旋律编写、节奏安排、配器选择、和声设置、速度调整等一系列过程都通过电脑的软件模拟完成，在程序中形成独立的信息块，并使它们之间建立起网络化通道，用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通过MIDI通道，用监听、屏显、复制等方式反馈给作曲家，建立、更新、取消等操作都非常方便。传统制作过程中需要百人甚至数百人才能完成的效果，在电脑上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瞬间完成。数字化制作手段省略了二度创作对作品理解造成的缺失，使编创者和演奏者合二为一。同时还可以运用先进的剪辑技术根据影片情节的需要将不同的音乐分解或组合，做出力度、速度、音色等各种不同的变化。

　　　　数字技术制作的音乐与传统乐器演奏的音乐在硬件方面有着质的区别，但二者在情感的表达上却是基本相同的。有人说，随着多元文化冲突的加剧和改革不断深入对人们音乐审美理念的影响，音乐家们创作的音乐具有更多的商业意味。而我们在最近看到的影片当中，无论都市言情片《开往春天的地铁》，还是历史传记片《毛泽东在1925》；无论描写农村改革致富的《荔枝红了》，还是反映小人物平凡生活的《卡拉是条狗》，都能够十分深刻地感受到，目前的电影音乐并未因为制作手段的改变而改变表达的主题，它仍旧一如既往地服务于电影，让观众在音乐中感受影片所表现的积极的生活态度、不屈的民族精神和永恒的爱国热情。关键在于音乐制作者的修养与素质，而非制作手段的数字化与否。

　　　　数字化给今天的中国电影音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触动，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数字化制作手段都将是中国电影音乐制作的主流，竞争是残酷的，一批曾经在电影音乐创作领域叱咤风云的作曲家，因无法驾驭全新的数字化制作技术而渐渐停下了手中的笔；而一直活跃在中国电影乐坛、自建国后就一直为大量影片配乐的中国电影乐团，在80年代电声音乐以及近年来数字音乐制作手段的冲击下，不得不接受逐年走下坡路的事实，从幕后走到台前，面向观众，通过“多种经营”获得效益，在市场中寻求发展。

　　　　有人说，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为音乐制作提供便利的同时，有可能抹杀作曲家的激情与创造力。因此，清醒面对数字化，合理应用其先进性的一面，会在创作过程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合作交流国际化
　　　　
　　　　早在30年前，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就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随着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这个概念成为了现实。经济与信息的全球化在给我们原有的闭塞观念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各项产业向前发展。加入WTO以后，中国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电影也不例外。近年来，在“全球超市”思维的影响下，中国电影国际化倾向变得越来越清晰。很多中国导演、演员、摄影师勇敢地走向国际市场，、而国外的资金、明星、相关制作人员也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电影的投资领域和拍摄过程当中。《大腕》、《冲出亚马逊》、《刮痧》、《紫日》等影片充分体现了这种国际化合作。与此同时，中国电影音乐的创作和制作也改变了以往“自产自销”的“小农经济”局面，在扩大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增进与国外同业者的相互了解，走出去，请进来，让音乐成为融合东西方文化精髓的世界语言。

　　　　由具有“亚洲第一动作女星”之称的杨紫琼制作并主演的《天脉传奇》，投资高达2000万美金，影片汇集了因《卧虎藏龙》获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鲍德熹以及曾参加《细细的红线》、《红磨坊》等片演出的国际巨星本·卓别林、理查德·乐斯布林等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工作人员。为该片配乐的是好莱坞著名配乐大师巴西尔·普雷多利斯，他曾为多部动作、幻想、冒险类影片《王者之剑》、《星舰战将》等谱写音乐，擅长运用厚重的管弦乐队和优美的合唱表现影片风格，令观众印象深刻。为了写好《天脉传奇》的音乐，巴西尔重新认识琵琶、二胡、古筝等颇具特色的中国民族乐器，并将它们独有的音质与交响乐队完美结合，把片中的刀光剑影、古韵遗风表现得惟妙惟肖。影片还邀请香港艺员陈慧琳、大陆歌手韩红出任主唱，真正做到了中外精英荟萃，东西文化交融。

　　　　《天地英雄》是导演何平的又一力作。影片邀请印度37岁的青年作曲家、享有国际声誉的电影配乐大师拉赫曼为该片谱曲。拉赫曼14岁开始为一部片长三个小时的电影作曲，至今已完成七十多部影片，在好莱坞和欧洲电影音乐界声名显赫，影响甚至超过美国歌星玛丽亚·凯丽和惠特尼·休斯顿。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印度往事》就出自拉赫曼之手。在谈到为什么请拉赫曼为《天地英雄》作曲时，何平说，“之所以要找一个外国作曲家来作曲，原因很简单……我就是想找一个有想像力的人，而其实整个中国电影就是缺少想像力……关键是你的东西一出来，要让人没想到……所以我确定这个人选整整花了两年时间。” (2003年6月6日，电影极品欣赏网)不仅如此，影片还邀请世界顶尖的柏林交响乐团加盟演奏，并在伦敦、布拉格、印度等不同地区完成音乐的小样制作。《天地英雄》的音乐突出体现了目前中国电影音乐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全球化趋势，成为观众期待的看点之一。

　　　　对外合作交流的国际化，让中国电影音乐站在了世界电影乐坛的前沿，同时也让中国电影音乐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如何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交流与合作中寻求更大发展，是每一位音乐人应该深思熟虑的问题。

　　　　历经七十余年发展的中国电影音乐，在几代音乐人的艰苦努力下，于21世纪的今天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音乐的艺术性，哲理性以及为电影而作的“服务性”较以前有了很大改观。作曲家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创作理念与西方先进作曲技法的融会贯通，诞生了一批有深度、有力度、敢于大胆探索的电影音乐作品，并获得广大中国观众和国际电影乐坛的认可。

　　　　当然，不能否认，一些电影音乐存在着诸如生搬硬套、粗制滥造的问题，个别音乐创作者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但应该看到，中国电影音乐的主流是好的，优秀的作曲家依然沿袭着“音乐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原则，参与影片创作过程，与剧组一道体验生活，兢兢业业地写好每一个音符，让音乐忠实于电影。

　　　　因此，只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创作道路，以一丝不苟的态度让音乐反映悠久而灿烂的中国文化，同时在现实题材中贴近百姓生活，那么，21世纪的中国电影音乐必将焕发新的光彩，为世界电影音乐发展史做出新的贡献，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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